怎么看放生的人
锻炼效果好坏，也往往取决于运动量的大小。运动量过小，达不到运动的效果。运动量过大，会对锻炼者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怎样安排运动量才算是合适呢?我们通常的衡量标准为：客观生理指标和主观感觉。
客观生理指标：包括锻炼前后及安静时的脉膊、血压、体重、肺活量、心电图、尿蛋白、血色素等指标。比如：每分钟脉搏的正常变化幅度为2～6次。如脉搏频率变化超过10次/分以上，说明机体反应不佳。
主观感觉：指锻炼者锻炼前后对身体基本状态的本体感知。包括自我感觉、睡眠、食欲等。这是我们锻炼运动量是否足够最直接的感受。感觉良好，精力充沛，有劲，睡得熟，吃得香，就说明锻炼达到效果。
根据一般状态的作用深度，可将运动量分为小、中、大和最大运动量4种类型。
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体力活动量为：每周活动3次以上，每次持续30分钟以上，强度为中等。其判断标准是：稍微感觉疲劳，心率相当于最大心率(即220减去年龄)的60-70%。
吐蕃王朝与西域的交通及佛教联系吐蕃王朝与西域的交通及佛教联系
朱悦梅
原刊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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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版画中的曼荼罗，吸取了法律及各种事业。”[19] 最新研究表明，吐蕃建国后陆续颁布的各项制度曾受到突厥制度的很大影响，吐蕃王朝设立的行政建制、职官设置等都是效法突厥而不是唐制，其十进制的军队编制及严刑峻法亦源自突厥，就连其苯教丧葬仪轨也与突厥有关。[20] 这里政治、军事制度及严刑峻法，大概就是藏史中所说的取自胡地及约格热的“法律及各种事业”。
三、余 论
吐蕃王朝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个开放的时期，与外界的交往极为频繁的，吸收外邦先进文明亦极为勤恳。如同俄国宗教学家斯塔尼米尔·卡罗扬诺夫在对西藏的苯教考察之后所说的那样：
从历史和文化的观点来看，古代西藏就象个动力核，一个印度－伊朗、乌拉尔－阿尔泰、汉和突厥诸部落和民族互相接触的地区。[21]
吐蕃王朝是藏族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其对域外文明渴求和接纳也是其自身发展强大的基础，并成为藏文化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吐蕃对外界文明的“贸易”总是呈现逆差，为域外文明所滋养；同时，对进入藏区领域之内的民族或人群却又有着极强的同化力，这种社会演进的趋势呈现为正演进与逆演进的同时并存，我想，这应当归咎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青藏高原，南部和西部为天然屏障所阻隔，与外界相隔绝；东面和东北是自高而低的开放区域，北线则因滨临生命力极强的丝绸之路。这样的地理环境，使高原内部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在自主发展的过程中，一旦遇到王朝统一这样的良好机遇，便能够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吸收不同的异质文明，并将之融摄为自身的文化，转变为既不同于源文化，又有别于土著文化的新的独特文化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藏传佛教就是其中独特的例证之一。藏族对文化的这种吐纳格式，与其政治、军事上的东扩政策异曲同工，都是其地理环境因素的结果。正是这种独立的、包容性的地理环境，成为其既不为较其更为先进的文化所同化，同时，又能以其地理环境的制约性，将进入该区域的强势文化的族群和个体在文化习俗上予以同化。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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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张广达校：《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古藏文史料概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3] 见森安孝夫著，劳江译：《吐蕃在中亚的活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4] 详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42页；同氏著：《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85页。
[5] 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2～207页。
[6] 黄奋生编著，吴均校订：《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7] 侯石柱编著：《西藏考古大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8]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9] 森安孝夫著，劳江译：《吐蕃在中亚的活动》第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10]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11] 陈楠：《吐蕃时期佛教发展与传播问题考论》，《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
[12] [日]上山大峻著，刘永增译：《敦煌资料和初期西藏佛教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123～128页；王尧：《吐蕃译师管·法成身世事迹考》，《西藏文史考信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7～33页。
[13]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张广达校：《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古藏文史料概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14] 原田觉：《吐蕃译经史》，载山口瑞凤主编《讲座敦煌 6 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5年，第444页。
[15] 西藏文管会编：《乃东县文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16] Robbet Wettaly, Early Temoles of Central Tibet, London, 1990.
[17] 自张亚莎：《吐蕃与于阗关系考》，《西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30页。
[19] 任乃强译：《西藏政教史鉴》，《康导月刊》第3卷第5～7期，第70页。转引自黄奋生编著，吴均校订：《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20] 陆庆夫，陆离：《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60～67页。
[21] [俄]斯塔尼米尔·卡罗扬诺夫著，冯晓平译，褚俊杰校：《伊朗与西域——对西藏苯教的考察》，《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1页。